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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武昌抚院街寓所里秘密召集陈潭秋等人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短短半年多时间里,这群先进知识分子在国内6座城市建立起了早期组织,同时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早期组织。“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一份译自俄文的1921年重要档案文献这样记载。

  正是有了这些早期组织的努力,建立全国统一的的条件日臻成熟。其后,在共产国际代表推动下,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各地代表,应邀来上海赴会。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即将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

  李大钊日本留学回国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一批具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这年10月,在北大红楼的李大钊办公室内,北京的早期组织成立。

  接到上海来信,北京的早期组织马上开会讨论出席人选。由于率领师生请愿被军警殴打伤势未愈,李大钊遗憾地难以赴会,张国焘和刘仁静被推荐为代表前往上海。

  北京代表刘仁静年仅19岁,是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誉为“小马克思”。不过,刘仁静能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一大,不得不说也是因为李大钊、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都因种种原因无法脱身。“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几十年后,刘仁静如此回忆。

  济南的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五四运动期间,两人作为学生领袖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并一见如故,成为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1919年下半年,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会代表到北京,接触了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次年,王尽美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并发起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了1921年,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济南的早期组织就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秘密诞生了。

  武汉代表董必武与李汉俊交情甚笃,他将李汉俊称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李(汉俊)带有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本书刊,我借读后,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1919年春,由鄂赴沪的董必武结识了李汉俊。

  虽然仅比李汉俊年长4岁,身着长衫、长脸清瘦、留着山羊胡的董必武,与他清末秀才的身份颇为契合。董必武28岁时东渡日本,他拥护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投身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历次革命活动,还曾两度被捕入狱。在上海思想骤变、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董必武,回到武汉后主持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比他年轻10岁的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陈潭秋也前来兼任英语教员。

  陈潭秋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书香之家,五四运动期间,他与恽代英、林育英等人领导了武汉的。通过阅读《新青年》杂志并经董必武介绍,陈潭秋在思想上接受了。

  1920年夏,董必武接到李汉俊的来信,得知上海成立早期组织的消息。这年秋天,他在武昌抚院街寓所里秘密召集陈潭秋等人,发起成立了武汉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登上江轮,顺着长江一路向东,驶向上海。

  1921年6月初,湘江之畔,接到来信的兴奋不已。这一年,28岁,是长沙第一师范的主事。3年前,与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离开湖南老家,经老师杨昌济介绍,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名助理馆员。那时的北大群英荟萃,的思想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为响应五四运动,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反响热烈。

  1920年5月,在第二次从北京返回长沙的途中,来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一个石库门房屋,专程拜访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促膝长谈。他后来这样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与陈独秀的多次会面,让这个“睡在鼓里”的年轻人看清了方向。“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回到长沙后,、彭璜等人创办了文化书社,还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一年底,与何叔衡、彭璜等人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早期组织。

  1920年11月,、何叔衡等在长沙秘密组建湖南小组。(图片来自互联网)

  由于湖南军阀的残酷统治,革命环境异常险恶,1921年6月29日,与何叔衡便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悄然动身前往上海。

  45岁的何叔衡,是年龄最大的代表。当他考入长沙第一师范,与成为同学,已到中年。他与一道,发起成立了长沙的早期组织。

  1921年初夏,夜幕降临,一名三十出头的男子神色匆匆,敲门进入望志路106号。

  来人名叫李达,戴着细圆眼镜,一副学究模样。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李达来到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主编《》月刊,还翻译了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此番前来,李达要找的人是李汉俊。此时,李达是上海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而李汉俊,是他的前任。

  上海的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8月,成立地点就在离此不远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那里是陈独秀在上海时的住处,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所在地。5月初,陈独秀等人商议发起“社会主义研究社”,希望加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宣言》便是其一。到了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陈望道等17人在这里齐聚,成立了早期组织,并推选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组织。

  陈独秀南下广州后,李汉俊任代理书记。他与李达一样,曾留学日本,深受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后来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上海的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的发起组织,也是各地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在与李达和李汉俊交谈后,他们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得到远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的确认后,在上海召开全国会议的时机已然成熟。李达趁夜前来,正是与李汉俊商议邀约代表的事。开会地点则在李汉俊提议下,选定为其兄李书城家。

  翌日,李达、李汉俊分别去函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及法国、日本的早期组织成员,通知各位代表前来上海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报到。

  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陈独秀在1920年底离开上海,南下广州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当时要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子,他脱不开身,便派从上海前往广州向他汇报工作的包惠僧参加会议。

  包惠僧是湖北人,曾在武昌教了半年书,随后在报社担任记者。五四运动期间,包惠僧正在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陈独秀到武汉讲学时,包惠僧在一次采访中与其结识,走上了的道路,1920年,他参加武汉的早期组织,在武昌组织临时支部,任支部书记。

  1921年1月,包惠僧前往上海,准备赴莫斯科留学,却因海路中断未能成行,便留在上海参与党的早期组织活动。5月,他受李汉俊委托前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便参加了广州的早期组织的活动。

  广州的早期组织筹建经历了一些曲折。最早成立的“广东”成员中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到达广州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主持下,以《广东群报》编者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为主要成员,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陈独秀、谭平山先后担任书记。

  接到通知后,陈独秀召集广州早期组织的全体成员开会,决定推举陈公博为代表,并委派包惠僧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出席会议。

  远在日本的施存统也接到了开会通知,他与周佛海都曾参加上海的早期组织,也是旅日的早期组织仅有的成员,便请周佛海利用暑假回国出席中共一大。

  1921 年7 月,望志路106 号,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党组织派出的13 名代表齐聚一堂,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天晔/摄

  在欧洲,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旅法华人也于1921年成立了早期组织。不过,由于路途遥远,时间仓促,已来不及派代表回国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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